在最近出版的文学评论集《读与被读》的序言中，作者刘文飞教授描述了一种广义的阅读：目光所及皆为阅读，甚至一个人的吸气与呼气，都是“读”与“被读”的隐喻。这富有诗意的描述也暗含了一个残酷的事实：对于生命有限的个体而言，哪些内容能进入到“被读”的范围？一部文学作品要流传于世、不被埋没，需要依赖各种条件的叠加；对经典作出的注解要存活下来则更难：如果说“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，一本文学评论集能够被读、被记住，一定是因为它在汗牛充栋的同类文本中提供了新的内容，使得读者在陈词滥调之外，邂逅第一千零一个哈姆雷特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《读与被读》恰恰具备了上述特质。这不仅是一本评论文学的书，它的另一个特色是“教读者如何阅读”。在与“被读”的十一部世界文学名著对话时，作者总能找到别出心裁的视角，让读者意外发现自己的视觉盲区。比如，从奥德修斯回家后最先被他养的狗和哺育过他的奶妈认出，作者提醒我们关注荷马强烈的悲悯情怀，文学的伦理学底色；从雨果描述石头建筑与书籍之间的博弈，使我们注意到“媒介”的变迁；安娜探亲归来，突然发现丈夫长了一对丑陋的大耳朵，作者开始反思小说研究中“细节研究”的缺席；围绕《洛丽塔》的情色舆论战，他又开始揭秘，纳博科夫是如何利用读者的“阅读期待”营销自己的作品……每一篇评论都在集中谈论文学写作、文艺学中的某个问题，不乏学术深度；但这些“学术感”又不沉闷乃至沉重到让人失去兴趣，相反，那些娓娓道来的说理让人意犹未尽，仿佛再次坐在教室里，补一堂缺席已久的课程——黑板上赫然写着一行粉笔字：书海漫漫，应当怎样阅读？
《读与被读：世界文学名著十一讲》，作者：刘文飞，版本：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3年8月
反复阅读：发现字里行间的“真意”
纳博科夫在给学生开设的文学经典选读课上，强调阅读必须是“重读”，在一遍遍的重复中，寻求阅读体验的创新。对于流传百年的文学经典，这样的反复阅读更是意义非凡。经典作品自身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，在不同时代面对不同读者，它的可阐释空间会不断扩张，有时候我们甚至通过重读，获得完全不同的印象。重读的意义，就好比宋代词人蒋捷在《虞美人·听雨》中阐释的意境：少年时处在“红烛昏罗帐”的歌楼听雨，无法体验老年听雨时“悲欢离合总无情”的感慨。
在但丁生活的那个年代，基督教神学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他的《神曲》强调个人走近上帝时的理性精神和自由意志，与中世纪蒙昧主义的神学观念相比，具有明显的进步性。而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，重读《神曲》有多少现实意义呢？刘文飞教授在重读《神曲》时，将阅读的重点从宗教世界转向阅读但丁这个人，探索一个渴望实现不朽的诗人苦心孤诣打造自身形象的过程：他将作品的部分篇章献给亲王作为投身政治的敲门砖，又在作品中将自己的对手和敌人打入地狱，描述他们遭受各种酷刑，而把自己列入荷马、贺拉斯、奥维德等人之列，称自己为历代大诗人中的“第六位”。如此一来，一个诗人的自负便昭然若揭：“写诗，说到底就是一种自我加冕的、自我圣化的行为。”在今天这个“内卷”的时代重读《神曲》，某个层面上看，但丁和那些努力考公考编的年轻人不是一样吗？作者为我们找到了一条亲近古典作品及作者的路径，并使人确认：但丁就是我自己。
但丁（1265－1321），意大利中世纪诗人，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者，以史诗《神曲》留名后世。
另一种反复阅读的方式，是通过字斟句酌与反复对比，发现作家在其中埋伏的暗线。譬如《<安娜·卡列尼娜>中的细节》篇，除了女主人公安娜，刘文飞教授还对几位男主人公进行画像，提示了几处不易被察觉的细节：卡列宁“掰手指”的爱好，渥伦斯基的牙齿，以及列文涨红的脸。对这些细节的着重展现给人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：为什么自己在阅读时，没有发现沃伦斯基一出场时“整齐密实的牙齿”？在失去安娜、赴塞尔维亚参加志愿军时，饱受牙痛的折磨，“结实的牙齿的剧痛使他嘴中充满了口水，他无法说话了。”牙齿是一个人力量、自信的象征，透过这个特殊符号，沃伦斯基的性格与前后精神状态的变化跃然纸上。这篇评论对于小说细节描写的检视，让人不由感叹大作家托尔斯泰缜密的心思，也对作者入木三分的解密能力赞叹不已。而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洞察力，依靠的正是对文本一遍遍的细读。
列夫·托尔斯泰（1828－1910），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，著有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复活》等。
更广泛地读：可以攻玉的他山石
所有经刘文飞教授解读而重新被擦亮的经典文学人物中，哈姆雷特是最令人惊喜的一个。在此之前，读者对哈姆雷特不外乎“矛盾”“孱弱”“优柔寡断”这些评价，而这一次借由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“日瓦戈医生”形象，哈姆雷特这个形象又进一步被丰富了。帕斯捷尔纳克是著名诗人、小说家，也是俄罗斯莎士比亚最权威的译者之一。对于这个世界文学史上最有名的丹麦王子，他曾这样评价：“《哈姆雷特》不是一部表现优柔寡断的戏剧，而是一部表现责任和弃绝自我的戏剧。”有趣的是，帕斯捷尔纳克是在翻译完《哈姆雷特》之后动笔写《日瓦戈医生》的，他也把这种认识带到了对日瓦戈形象的塑造上。在政治观念上，日瓦戈摇摆于两个对立的阵营，而在感情生活方面，他同样“脚踩两只船”，没有尽到一家之主的责任，最终妻儿被迫移居国外，情人也被情敌带走，这与哈姆雷特在复仇计划面前的踌躇不前何其相似！
不过，作者没有停留在表层的相似和关联上，他接着引用利哈乔夫的观点，对二者进行更深层次的对比：日瓦戈的摇摆不定并不来自于他的软弱，而是他的智性力量和道德力量。他虽然缺乏接受单一决定的能力，但却有一种精神上的决然，“即不屈从于那些能够摆脱犹豫的单一决定之诱惑。”相比之下，哈姆雷特显得更为怯懦。哈姆雷特提出的“做还是不做”的问题，在日瓦戈那里是有答案的，“不做就是做”。
哈姆雷特试图杀死其叔父。欧仁·德拉克洛瓦绘。
之所以能够给读者提供这样周密而恰到好处的论证，缘于作者广泛地阅读。就像他在序言中的观点：写作者的高度，是由他的阅读量来决定的。只有大量的、五花八门的阅读，才能提供更有启发性的“旁征博引”。不同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，一篇优秀的文学评论不可能是无趣的，而那些主要观点周围的花边和点缀只可能来自作者天长日久的积累。譬如《<雪国>的死亡主题》篇，为了读懂《雪国》中岛村对叶子之死的态度，需要了解川端康成其他小说《禽兽》《千只鹤》《名人》等作品中描述的死亡，了解川端康成的自杀，了解日本的“物哀”美学，甚至要了解女主人公驹子与中国古代的蚕马神话之间的联系——评论家不就像春蚕一样？咀嚼完粗糙的桑叶，在体内经过消化分解，将最精华的那部分蛋白质化成绢丝液吐出来。只有广泛的阅读，才能找到更合适的“他山之石”。
带着专业阅读：世界文学语境中的“俄国文学史”
一般说来，即使阅读面再庞杂的读者，也总有自己的专业。专业是一个人使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工具，而刘文飞教授的专业是俄罗斯文学。在这本《读与被读》里，我们见识到了他最为锋利的一把“裁纸刀”：他试图用“俄罗斯文学”来拆解“世界文学”。或者说，他选择用“俄罗斯文学”来搭建一座新的、“世界文学”的殿堂。
于是，我们在这部以世界文学为阅读对象的文学评论集里，读到了各种闻所未闻的组合：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大尉的女儿》和《静静的顿河》共同印证荷马的悲悯；屠格涅夫与纳博科夫作为辩论队的对手，一起解读《堂吉诃德》；巴赫金的“时空体”概念成为《巴黎圣母院》中时间与空间属性的脚注；《地下室手记》与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又为《尤利西斯》提供有关“意识流”的背景知识。这样的阅读给人一种印象：在光怪陆离的世界文学史进程中，总有俄罗斯的作家和评论家参与其中，整个世界文学史其实构成了另一种样貌的“俄国文学史”。
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 (1899-1977)，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，以小说家、诗人、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，著有《庶出的标志》《洛丽塔》《普宁》和《微暗的火》等长篇小说。
说到这一点，有必要对评论集所选的两部俄罗斯文学作品作出回应。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“思想小说”概念，还是托尔斯泰的“细节控”，都不属于今日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通常会关注的主题——前一篇侧重于思想史的考察，而后一篇则更像文化研究的成果。其实俯瞰全书，会发现有两个名字出现的频率尤其高：纳博科夫与布罗茨基。两人的共同身份是“侨民作家”：他们都曾在俄国出生、成长，后迁居美国，在高校担任文学课教职。联想到刘文飞的富布莱特学者背景，以及他近几年主笔翻译的美国大学教材《俄国文学史》，不难理解他力求汲取世界斯拉夫研究的养分开展研究的做法。对于本篇文章所探讨的“反复阅读”“广泛地读”“带着专业阅读”，他无疑是极佳的践行者。
撰文/张猛
编辑/张进
校对/赵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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